不置可否的宝鸭子

一段生活，到此结束，就此别过．

This Is It. I am a real fan for MJ.
 
MJ离去的新闻并没有让我那么得震惊和伤心欲绝。This Is It上映后，我也没有第一时间赶在凌晨零点去看首映，而是在将近一周后的今晚才去电影院看。然而，影片结束时，我却情不自禁地哭。眼泪哗哗地。想哭出声来又不好意思，只有忍着，脸一个劲抽搐。我这才发现，我原来是个真正的MJ迷。
 
This Is It是一部讲述MJ在英国演唱会This Is It开始前夕，对每一首演唱曲目进行彩排的一部纪录片。在这部影片中，彩排的演唱曲目均完整地呈现，中间穿插一些MJ台下编排表演的片段。看过影片，也就相当于看了一场演唱会。一首首我已经遗忘的歌曲呈现到我面前，我竟然能跟着唱大部分的歌词——奇特的是，我当年唱MJ歌曲是属于知道发音但压根儿不知道歌词是什么的状态，而现在一跟着唱出来，发现歌词的意思我都明白了（学了N年英语了）。这些歌曲不断地提醒着我，我是MJ真正的歌迷。

第一次得到MJ的磁带是Thriller。在1996年，我高一。那是一个信息贫瘠和物资贫乏的年代，而我又成长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城市，四川绵阳。MJ迅速地占据了我的音乐天堂，其它的歌手们顿时黯然失色。我翻看这张磁带Thriller的歌单，注意到专辑发行于1982年。我不敢相信，一张十几年前的专辑竟有如此大的魔力。
 
那是一个疯狂猎取信息的年代，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互联网，即便知道，那时网络上的信息也是一样的贫瘠。我所能做的，只有到处寻觅MJ的磁带和报道。我看到同学手中有一套四盘磁带的套装。想必那就是MJ当年所出的全部专辑吧。由于和那同学不熟，我也没有去考证。我看到音像店里有卖的，但我一次买四盘磁带是一个高中生不能负担的。何况我已经有了其中一盘。不久，那套合辑卖出了，而我的寻觅正在继续。
 
在高中三年里，我有机会便去各个音像店，一有新的发现，便想方设法得到他。在这几年里，我相继收集到Dangerous（1991年发行）、Off The Wall (1979年发行)、Bad（1987年发行）和History（1995年发行）。唯独Blood On The Dance Floor是在我认识MJ后发行的。MJ的编年史就这样一片一片被我拼接到了一起。我对MJ的痴迷越来越深。我什么时候都听MJ，包括做数学作业的时候。
 
1997年，我妈不息血本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有同事要去成都出差，妈问我要什么盘。我说要一张MJ的VCD。带回来的是部分Dangerous的MV。当时我家还有录像机呢。所以我还存了很长时间的钱买到了在大院门口那家音像店摆了很久的一盘录像带，里面有Thriller，B&W等MV大制作，且比VCD清楚地多。头一次看到MJ跳舞，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舞，在那样一个年代，这种激动的感觉是现在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因为只有一个MJ。他的声音，他的身型，全部是标志性的。
 
在我的城市，喜欢MJ的人不多，我不解，但我尽量用我的微薄力量让MJ能感染到我的朋友，我做到了一点点，培养出几个fans，虽然不是那么绝对。
 
1998年，我高考考到了北京，发现这里喜欢MJ已经成为过去时，再加上英伦音乐文化（我又开始拼接我漫长的英伦音乐编年史了）和Nirvana（主唱1994年就自尽了）等几支美国乐队对我音乐观的洗牌，以及之后MJ的负面新闻，我渐渐地疏远了MJ，磁带被遗忘在角落。然后我变颓废了。2001年发行的Invincible，我没有买，也没有听，直到现在。此后听说到MJ的音讯，也无非是那些负面以及花边新闻。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英伦curtain call也未能然我激动，他的离去也未能触及我的神经。
 
但是今天的电影轻而易举地激活了我尘封的记忆，让我再次回味了他给我带来过的激动。看着舞台上一个活生生，光彩有增无减的超级巨星，一个内心充满了爱的天使，竟然已经与我们不在一个世界，我终于忍不住我的眼泪。真希望首映那天就看，那样一定会有众多MJ的歌迷同在一起。不像今晚，整场电影鲜有掌声。演出后，坐我旁边的一位新人类说，他以为这部影片是介绍MJ的生平的，没想到竟是彩排的纪录，虽然纪录地不错，但还是觉得影片有些单调。那是因为他不是MJ的歌迷。

        听了BBC的The Lost Voices of Tiananmen，突然想起1993年。

        四老舅说的一句话：“我看见了子弹在飞，我听到了打枪的声音。”

        四老舅少年入党，参加革命，英俊无比，总笑嘻嘻，解放即入京城商业部。他和单位的修自行车师傅混得极熟，认作干儿子，因他最钟爱的独子远在德意志。

        四老舅住在三里河。每年都组织老干部捐款，由他亲自携款回到家乡，送给希望工程的小学校。

        四老舅是姥姥的四表哥，极亲，我和妈妈也都很喜欢他，超过喜欢姥姥的亲哥哥。

        四老舅那句话言毕半年，即因为疾病去世，享年73岁。

      很震惊，皮娜-鲍什6月30日辞世，去世前5天刚被确诊肺癌。很后悔，07年她来天桥剧场演出，我因为懒而放弃去看，心里想着：还会有机会的啊。没想到，再也没了机会。

      有的事情想到便要去做，别给自己任何藉口。世界何其公正，你得了什么，也必失了什么。

        这些天，我疯了一样地看美剧。

        十季的《老友记》，从1994年到2004年，那也正是我和剧中老友们差不多一样的年龄。他们中有两个是87级大学生，恰好比我高两级。记得像个小傻孩一样踏入大学校门时，仰望着87级成熟的男男女女，非常羡慕。羡慕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觉得是羡慕他们赶上了风云变幻的那段岁月，羡慕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羡慕他们对知识的渴望。看了《老友记》，又羡慕他们常聚聊天的中央公园咖啡馆，据说那里已成纽约一景，那儿是个编剧们虚构出的乌托邦。我一直一直，有个渴望，和几个朋友们住在一起，就像他们，隔壁，对门，对楼，常来常往，永不散场。对于我这样不思进取的人，这，几乎，就是一个梦。

        第五季《绝望的主妇》。幸好，不远的日子还会有第六季。那小镇，藏着许多秘密，又有哪儿没有藏着那许多秘密？

        《越狱》。终于看到大结局。不管它后来的收视率如何，它仍旧是这几年很棒的一部。T-bag回到Fox River我有些难过，他，有过刹那光华。记得在看完第一季时，曾经想过它结束的那一天，“没有了越狱，我可怎么活啊？”心里缺了一块，可我，还是卑微地活着，而且，过不了多久，我会忘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人吧。

        终于看完《一九八零的情人》。非常北京……非常青春……非常八十年代……不由得难过，想起那些望不到头儿的时光和大路，总是夏天，明晃晃的日光，照着，午睡看上去是很绝望的一件事，不知会有多长，午睡之后知了声不断的下午，走到黄昏似有千山万水。看着看着，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体内浸润了几乎二十年前的因子，又掺和了似真似假的虚构或真实，搞得恍惚无比。“二十年过去了”。还不如那时一个午睡长。

        又忽然想起在九华山的百岁宫。遇到一个法事活动。众僧念经声毕，礼仪毕，一干人抢着拜佛，仍然插队。转到旁门，突然看到那个活了100多岁的高僧的镀了一层金粉的肉身，在玻璃匣子里，一只胳膊端着，看上去很痛苦，似乎觉得那只胳膊太沉。

        想去《一九八零的情人》里提到的绵阳的子云亭。又想起那个初夏因为爬峨眉山腿疼得要死，到了青城山门口，望了望，舍弃了没进去，竟然几年后这里地震了。

　　梅兰芳（1894—1961）本名澜又名鹤鸣，小名裙子，群子，号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梅兰芳，江苏泰州人。祖父巧玲，父竹芬皆名伶，世居北京。光绪24年（1897）丧父，从伯父梅雨田。
　　1902年8岁，居姐夫朱小芬（蔼云）家中，开始与朱幼芬、表兄王蕙芳一起在云和堂学正工青衣，师从吴菱仙。1904年10岁在广和楼初次登台，17岁（1910）与名武生王毓楼之妹王明华结婚。
　　梅兰芳大红在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1922年自组班社（承华社）由是进入了巅峰时期。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投票选名旦，梅兰芳成为“四大名旦”之首。

关于梅兰芳的身世、习艺以及堂子的话题
章诒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伶人往事》作者）：关于梅兰芳的出身，有很多说法。如果你不懂中国戏曲历史和晚清社会状况，那有可能对此产生误解。

晚请时期，中上层阶层消费者如商人，文人，官僚等的娱乐项目主要是戏园子和堂子。堂子，从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堂子，打初叫“下处”，即伶人集体宿舍。嘉庆八年《日下看花记》等笔记中，就有了伶人以“堂名”作为住处标识的记载。所以，堂子，私坊，下处，各种说法都是指伶人的住处。伶人自己都叫堂号。逛堂子叫打茶围，从事打茶围行业的伶人叫相公。相公从事的是“以歌侑酒”“以曲伺人”的服务。所以他们又叫歌郎。

“打茶围”是歌舞表演的配套服务，伶人演完戏，也在这里服务，额外挣一份钱。台上看戏，台下看人，男人们就乐此不疲了。由于歌郎是陪酒，陪聊，陪笑，也就善歌，善酒，善谈。他们特别能体味男人的心理，迎合男人爱好，多有女性化倾向。歌郎必须习艺，有色，有艺，还有一副好性情，包括谈吐，走路，笑容，眼神等等。既学会应付顾客不同的需求，还要不忘保护自己，这一套本事真可谓严酷。由于堂子业由于必须要有好歌郎，所以，很多是由名伶兼营。越到后来，堂子业主就越重视歌郎舞台演艺的提高。这样，“堂子”作为科班的职能，就开始上升。

梅巧玲就是堂子业主，开了“景龢堂”。所以北京的堂子除了是娱乐业之外，它还是培养名伶的重要渠道，这个职能和科班相同。从道、咸、同、光四代215个名伶，堂子出身的有139个，占百分之六、七十。所以当时出身堂子的名伶，非但不以这种出身为耻，相反，能出身在名堂却是一见非常荣耀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星学校。对于自己的弟子，有的在自己的堂子里培养，有的送到别的堂子。如梅兰芳的伯父是把梅兰芳送到梅的姐夫朱小芬的“云和堂”。

梅兰芳从小在“云和堂”著名教坊学艺。人称“梅郎”，侑酒为业，也是被看好的歌郎，他的成名与自幼在堂子学艺和更为全面的调教、训练直接相关。梅兰芳福人，运气上佳。本事学好，恰逢“堂子”衰落，这使他避免了走上“红歌郎”的道路而进入演艺界。而那时又正是打造京剧艺术的重要阶段。梅兰芳走红后，由梅社印行的《梅兰芳》经过用心的筛选，把梅兰芳与“堂子”“歌郎”生涯全部删去。他们（包括赵叔雍，冯耿光）是想把他捧成艺术界的“伟人”。如果我们对艺术史和晚清民国史稍有知识，便决然不会把“堂子”等同于“妓院”之类。

真实的叙述丝毫不会玷污梅兰芳的艺术声望和成就。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所有关于梅兰芳的身世的文章，都回避“堂子”，包括《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家人主编的《一代宗师梅兰芳》以及《中国戏曲志，北京卷》。因为这时的梅兰芳成为一面旗帜。

颜长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我从未看到关于梅雨田进宫受辱的材料，清宫档案里似乎也没有。梅雨田是个著名的琴师，曾长期给谭鑫培伴奏。梅氏从梅巧玲开始是四代京剧世家，当时唱戏的虽说是下九流，但如果唱出来了，也是很有地位的。俗话说：干一行怨一行。说老实话，梨园子弟若不唱戏，他能干啥？他们除了这一行，也干不了其他的。梨园行的子弟基本上只有这一条出路。1949年后，政府成立了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时对梨园子弟取消了优待。无奈之下，艺人们自己成立了一个“艺培”学校，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还是继续吃戏饭。总之，梨园行除了程砚秋坚决不让他儿子干这一行，几乎没有多少例外。

关于虚构的“十三燕”和真实的谭鑫培
颜长珂：“十三燕”是虚构的，原型应该是谭鑫培，因为在《汾河湾》中和梅兰芳配戏的，就是谭鑫培。那时谭鑫培已经菊坛魁首、京剧泰斗，梅兰芳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啊。以前在京剧中老生是最重要的行当，居于中心位置，而旦行提升到重要位置，则是在四大名旦之后。再说，谭鑫培是1847年生，梅兰芳生于1894年。用今天的话来形容一个是季羡林等级的人物，一个还是大学生，他们怎么可能形成竞争之势？准确地说，老谭与梅兰芳同台是提携后辈。谭鑫培老了上座赶不上梅兰芳，但是无论如何不存在这么残酷的竞争。事情过去没几年，谭鑫培就去世了。 

关于梅党
章诒和：梅兰芳身边有个智囊团，个个聪明，他们能进出梅兰芳的书房“缀玉轩”。这些人被称之为“梅党”。“梅党”成天给梅兰芳的剧目出主意，对他演出说长道短。请问：能给梅兰芳出主意、挑毛病的人，是什么人？自然是在那个时代有着充分文化教养和审美经验的人，是大银行家、大实业家、大名士。“梅党”的主将有冯六爷（耿光）、李释戡、吴震修、齐如山、赵叔雍（“申报”主笔，后做陈公博的秘书长）、许姬传（祖父进士，本人在直隶银行和财政厅任科长等职）以及叶恭绰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大头头，几乎都是“梅党”。他们给梅兰芳出谋划策，编戏改戏，是文人与艺人的亲密合作。梅兰芳是个大大的“福人”，身边汇聚了那么多的高士、大家。这些人把自己的学养、智慧、以及对京剧独到的眼光都无条件地传送给梅兰芳，成就他为艺术大师。《霸王别姬》是梅的经典剧目，久演不衰。这个戏就倾注了吴震修的大量心血。他是留日的，学的是经济，长期在担任中国银行任要职，做过中行南京总行总经理。原来这个戏叫《楚汉争》由齐如山执笔，初稿出来。吴震修听说梅兰芳和杨小楼合作唱这个戏，便把稿子拿过来看看。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张口就说：“戏太长，要两天才能演完，不好。”齐如山听了，不大高兴。说：“我为了这个戏，费了不少日子，已经完工，你不早说，现在要大拆大改，我没那么大本事！”说罢，把本子仍给吴震修。从来没写过戏的吴说：“给我两天功夫，后天交卷。”所有人都为吴震修担心。但梅兰芳拍板了！决定请吴震修试试。结果，全剧从20场减为12场，随着演出，越磨越精。12场再减为8场。成为梅派代表剧目。我们问“梅党”是干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策划、包装、筹资，讨论剧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现在演员们也没有梅兰芳这样的雅量。

梅党的头号人物是冯耿光，人称冯六爷。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的军事却精通经济，归国后担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不仅是终身梅党，而且是梅的经济支柱。一切梅兰芳无法应付的难题，大多由他出面摆平。特别是经济问题。梅兰芳14岁与之交往。两人熟得不能再熟。冯六爷在家里叫他“傻子”，意思是梅兰芳除了戏，什么都不懂，傻到不能再傻，有人在场，则称“畹华”。毫不过分地讲，梅兰芳一辈子每逢大事，都有他的参与。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梅兰芳的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叫王明华。那是包办婚姻。第二次与福芝芳结合是冯耿光竭力促成。福芝芳从前在天桥唱戏，母亲是旗人，擅武功，闹义和拳的时候，她能手持大刀，上房顶。丈夫病亡后，她一心培养女儿，果然，在天桥唱出些名气，被称为“天桥梅兰芳”。冯六爷看了，觉得很不错，这个不错包括认为她能“生”，便忙着撮合。梅兰芳听说天桥有个梅兰芳。好奇，也就跟着去了，看了觉得果真不错。这样，冯就进一步提亲。1921年冬，他们结为夫妻。福芝芳是正式的另一房夫人。虽是撮合，但婚后，夫妻感情很不错，果然也能生，生了好几个，男孩女孩都有。要知道，梨园行讲究的是一代一代的艺术传承，骨血是重要纽带。福芝芳厉害，但也大气。我在书中有介绍，比如，对马连良夫人陈慧琏文革中，接到家中一住就是六年。让出自己梅家墓地安葬马连良夫妇。对杨宝忠也是如此，一周里三天在自己家里就餐。

关于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
颜长珂：齐如山属于传统的老式文人和学者。生于1875年，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欧洲，涉猎外国戏剧。齐如山对梅兰芳的兴趣，确实出于对戏曲的兴趣，他给梅兰芳写过一百多封信，都是谈艺术，他主要给梅兰芳查资料，写剧本。齐如山在艺术上是有自己观点和看法的，通过对梅的指导，也是艺术理想的实现。比如，他想把戏曲舞蹈化，所以梅兰芳有了像《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充满舞蹈场景的剧目。

齐如山当时给梅兰芳写信论及《汾河湾》中的表演，按说梅兰芳可以不理，因为戏曲在舞台上一个人唱，另一个人就不能表演，祖师爷就是那么传的。这里可以说齐如山讲的是外行话。但是梅兰芳接纳了他的意见，从这一点看来，梅兰芳这个人的确外圆内方，能走到后来的境界也有他虚心的原因。

齐如山还利用梅兰芳提供的良好的专业条件，对戏曲做了分类研究。他把京剧戏班中的各个方面以及历史渊源，都梳理得清清楚楚。他的兴趣和爱好就在这里！如果把齐如山对梅兰芳朝“男男关系”方面暗示，都是错的。齐如山接近梅兰芳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像陈叔通与程砚秋，张伯驹和余叔岩，他们什么都不图，就是喜欢。

但是，按照当下导演的口味，不可能不虚构，编造一些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我们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任何判断都必须有史料、档案的支撑。不能猜，更不能编。

关于梅孟“爱情悲剧”
颜长珂：孟小冬的事情以前一直讳莫如深。他们是1926年认识的，孟小冬也出生在梨园世家，祖籍是北京，但是她一直在上海学习唱戏。这一年她到北京来，一般认为南方的京剧是野路子，京朝派为正宗。孟小冬到北京来唱戏是认祖归宗。她当时在北京的天桥一带唱戏，而当时成了角儿的艺人是不到道南（主要指天桥）唱戏的。

梅兰芳和孟小冬1927到1931四年共同生活，根本谈不上爱情，更也不是什么爱情悲剧。我认为就是“梅党”撮合并上演的一出梨园风流戏。梅兰芳以及孟小冬没有时间谈恋爱，他们也没有同台。梅孟情节类似贾琏偷娶尤二姐，后来破裂也是必然。所谓“梨园佳话”，更多是梅党的操弄，实际上也是交易。

1928年8月，又发生了戴孝风波。就是把梅兰芳一手养大的梅雨田夫人去世。三天来前往吊丧的人无数，孟小冬剪了短发，头插白花，来到梅宅祭奠婆母。身怀六甲的福芝芳不让进。梅兰芳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就让她进来磕个头就走。”福芝芳厉言道：“这个门，她就是不能进！否则，我拿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个，和她拼了。”梅兰芳只好让步，叫孟小冬离去。孟小冬为什么要去祭奠，她要的是名分，但问题就出在名分上。离婚后，孟小冬在声明中说，梅“肩祧两房”，因为梅兰芳的大伯梅雨田也没有后代，所以孟小冬名义上要为梅雨田的一支作媳妇，等于两房都是太太。孟小冬去拜祭，但是福芝芳不让她进门，不让磕头，意味着她没有这个名分。

这个事情对梅兰芳来讲，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但是对孟小冬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孟小冬后来和杜月笙结合，也称不上是爱情，就是找个落脚的地方，她离婚的时候告诉梅兰芳，“我离了，不能嫁得比你差，”实际上要找一个强过梅兰芳的人，很难了。

章诒和：梅兰芳三次婚姻，都是明媒正娶。梅兰芳从来不是菊坛徐志摩，决无什么浪漫情怀。要知道，名伶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守身如玉，男女之事自己要把握得住。这个行业，男女接触机会很多，台上表演各种情感，台下也容易生出感情来。由慕而爱，由爱而迷，由迷而胆大妄为，最后身败名裂，有人为此送命。事例太多太多。一堕深渊，便不可自拔。梅兰芳是懂得的，他一生都是慎之又慎，始终坚守自持。典型的事例是与孟小冬的关系。1925年梅兰芳31岁，那时孟小冬17岁。他们在冯耿光的家中相识，排练《四郎探母·坐宫》。两人的表演配合得严丝合缝，在座的一群梅党，听下来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1926年，王克敏（留日生，中法实业银行总裁，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五十寿，唱堂会。由梅兰芳与孟小冬演《游龙戏凤》，梅兰芳演一个天真烂漫的村姑，孟小冬扮风流倜傥的正德皇帝。台上演活了，台下看傻了。齐如山、冯耿光等人觉得他俩真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何妨凑成绝配姻缘，也是人间佳话。当然他们是愿意的。梅喜欢孟的年轻、美貌，才气。这事对孟正是求之不得。媒人齐如山，李释戡。新居就在冯家，梅兰芳也是先带孟小冬探望了住在医院的王明华，王见了，取下戒指给孟带上，表示认可。当年娶福芝芳也是事先征得王明华同意的。这娶孟的事，却瞒了福芝芳。大家都知道福的脾气。孟小冬也算正室（即所谓两头大），不是偏房。因为梅兰芳兼祧两房，可以有两个妻子。而绝育的王氏久病在床，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夫人。

1927年正月24日婚礼在东四九条35号冯公馆办的。嫁梅兰芳的女人当然就不能唱戏。福芝芳是城南游艺园的青衣头牌，嫁了就歇了。孟也必须如此，婚后，虽然梅兰芳给她买余叔岩的唱片，手摇留声机，那能跟唱戏一样吗？虽然，也在补文化课，为她添置书桌，笔墨纸砚，大小字帖，还请了为老师，但乐趣终归有限。应该说结合的当年，就有了裂痕，9月，发生了大学生李志刚血案。李志刚是孟小冬的粉丝，想杀掉梅兰芳。他到冯家去要找梅兰芳，没见到梅兰芳，枪杀了梅兰芳的一个朋友。梅兰芳天生胆小，吓坏了。梅兰芳舍不得与孟分手，但压力，声誉，家庭，艺术，做人等种种严肃因素是必须考虑不得不作出抉择。他采取了对孟小冬逐渐淡化的态度。有时半个月，一个月去看看孟小冬。梅兰芳深知他的家必须在无量大人胡同，那里有老人，有孩子，再说福芝芳也是好妻子。对此，孟小冬做出了报复，私自离开“金屋”，风风火火到天津演了十来天的戏。这让梅兰芳领教了孟小冬的厉害。

分手时间是1931年7月。分手也是梅党多次商议抉择的结果。冯耿光决定留福舍孟理由是孟心高气傲，是人服侍；福芝芳随和大方，是服侍人。一锤定音。这时他们再不提从前说的“珠联璧合，梨园佳话”。

分手后，是各自艺术的丰收。1932年梅家举家南迁。梅兰芳开始了新的艺术阶段，演出了《抗金兵》，排演《生死恨》等剧目。孟小冬则重登舞台（1933），那时余叔岩因病已很少演戏，她先拜了鲍吉祥，专攻余派，这一唱，了不得，大受余派戏迷欢迎。1938年在泰丰楼余叔岩正式收孟为徒。其实，1934年就给余磕过头，余就给她说过戏。也只有和梅兰芳分手，余叔岩才能如此，要不然兰弟之妻怎么成为师徒？孟小冬这才登上了“梨园冬皇”的宝座。
对这段婚姻，梅兰芳是怎么说的？1934年正月，梅兰芳去汉口演出，名票南铁生接待，下榻扬子江饭店，见梅老板满面倦怠，以为是远路风尘之故。梅兰芳告诉他；“这次来汉口两期演出的包银是三万大洋。原也算不得什么，想把它送给孟小冬，做最后的了断。只有处理完了这些事，今后对大家都好，我也好静下心来研习。和她（指孟）生活在一起，总是顾虑重重，就算这回是白唱。”
孟小冬进门就封箱辍戏，苦闷也随之而来。她并无生养，脾气也日渐乖张。梅兰芳对南铁生说：“有一次外出吃饭，孟小冬先说要去东来顺，中途嫌不好，又改说去丰泽园，依旧不乐意。来回折腾好几回，最后还是回家就餐。”梅，福，孟三人生活上如此磕磕碰碰，谁的精神都抑郁。是孟小冬提出的分手，但更是梅兰芳生出了断之心。梅孟彼此都现实得很，其内心如何？我们谁也不知。1956年，梅兰芳率团到日本演出，在香港过境曾探望过寡居的孟小冬，是由马少波陪着他去的。这是人之常情。

关于对梅兰芳的认识
章诒和：梅兰芳骨子里民国人物。因为梅兰芳基本上生活在民国，他的成家立业在民国，他艺术巅峰在民国，他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定型都完成在民国。不了解民国社会很难准确把握梅兰芳。
梅先生的艺术和为人都极其高雅。他的艺术，从不惊天动地，从不山呼海啸，上下合度，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学起来不难，于平淡处见精深。平淡处却是集之大成。他的高雅也在日常生活里，一副好脾气。谁也没见过梅老板发脾气，永远是谦恭礼让，温文尔雅。而在“温良恭俭让”背后的烦恼与痛苦，有谁知道？
梅兰芳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他是艺人。把他抬得再高，他还是个艺人。一辈子吃戏饭，即使后来他有了工资，工资是毛泽东的数倍，却分文不取，坚持用唱戏挣来的银子养活一家人。1961年，梅兰芳不幸去世，京城万人空巷为他送行。这不是因为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送他，看他就是因为他是艺人。但梅兰芳又不是一般的艺人，他的艺术超群，人品超群。用句不太雅的话来概括，即“戏子生涯，君子人格。”就说他的洁身自好和民族气节，现在的高官未必能做到。光灿灿的金钱和响当当的头衔，都未能动摇他做人的根本，一生都在坚守艺人的本色。
梅兰芳是公众人物，是全社会的文化财富，是中华民族之瑰宝，子女没有权利垄断解释权，现在要写梅兰芳似乎只要子女通过了，就行了。何其荒唐！
几年来陈凯歌的电影一路下滑，打梅兰芳这张王牌，谈不到弘扬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在拯救自己。

                                                     惊惶的海子

                                                             ——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我愿意把1989年看成是海子之年。3月26日，一个平淡的日子，这个国家风云未起，俗人们的幸福与烦恼按部就班。可是海子却躺卧在山海关的铁轨上，任由呼啸的列车将他扎碎。海子之死竟然是如此醒目，多年之后我们还在谈论，而那些稍晚一些死在街头的孩子们，却没能让人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有时候我去山海关那段苍老的铁轨祭奠，我摆上去的花，我燃起来的香，我随手丢弃的诗句，仿佛不止海子一个人看到，更多的孩子们蜂拥而至，他们年轻又饥渴的亡灵，太需要人间的安慰了。

1989年转眼过去，于今已是整整20年。当年出生的孩子们，今天已经储存了太多的荷尔蒙，他们中的少数人甚至在模仿海子，为姑娘们写诗，更多的孩子坐在电脑前，玩着杀人越货的游戏。如果海子不死，今天也已经是40出头的中年人了，可是人们对海子之死，还是一片茫然。他为什么要死呢？世俗的人们都在想，海子出身贫寒的农家，能够进入北京大学，那可是万人仰慕的人生美景，他还有苦难的父母需要赡养，还有兄弟姐妹需要救济，这些日常生活层面的亲情足以支撑海子活到白发苍苍啊。

但是诗人们不这么看问题。诗人们宁愿凭空为死者设想一个死因，也不要相信关于他为什么去死的种种传言。一个人在地上走，一直走，忽然有一天，他感到身心疲倦得非常彻底。他望了一会远方，觉得那儿挺好，于是就放弃了老是给他添麻烦的世界。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这是海子众多美好诗歌中最醒目的一句，大约也是作为人的海子留下来的最为真实的遗嘱。廖亦武可能是最能体会海子之死的诗人，这个半辈子浪游天下，四处躲避迫害的男人如此描述海子：

“海子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纪。海子的时代已经逝去了几千年，或者说在几千年以后。在那样的时期，鱼在人的中间，鸟在鱼的背上，美女在高天的河床中歌唱；人与寓言没有界限，人的存在就是寓言，寓言和寓言相当于人和人。海子适合生存在那些无边无际的日子里，诗歌与呼吸息息相通。”

显然，廖亦武把海子当成了一个寓言，一个童话，当寓言或者童话变成了肉身，悲剧总是难免。所以，廖亦武甚至责怪上帝错误地把海子降生在我们中间，海子的死是对上帝的报复。

这真是抽象复抽象的解释。因为海子之死，诗人们进一步放大了自己和现实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海子不是这个世纪的生物。“该死的不是我们，而是这个种族，这个现实，这个机械化符号化的人类。”“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大多数来说，可能是挽救自身的一个信念，但海子不可能赖活，他清澈的、人类童年的眼睛见不得肮脏。人心的肮脏使他从皮肤到血管都发痒，他只能切开身体止痒。”

我们如此喜欢海子写下的那些抒情气质极为丰富的诗歌，喜欢他的那些隐含着神性的句子。再过许多年，仍然会有人念起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明媚的诗句，仿佛海子站在露天剧场对着世界歌唱。想象中的幸福和想象中的开阔，让海子为这个世界留下了爱和希望。

可能是同为诗人的缘故，在海子众多的抒情短诗中，我更加偏爱他的《秋天》：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我一直认为，这首短小的诗歌在海子的世界里具有独一无二的方法论意义。神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海子的身体里，他必须通过汉语诗歌做出见证。但是海子所理解的神，是飘忽的，这缘于海子心灵的飘忽，导致海子一面仰望神的无所不在，一面却又对当下灰心丧气。对过去，海子在后悔，对未来，海子只有绝望。

这是一个在此在与彼在之间徘徊不定的诗歌之灵，有点像奥地利那个忧伤的里尔克[6]。现在我愿意把里尔克和海子联系在一起沉思，是因为诗歌之王里尔克一辈子在艺术和痛苦的纠缠中不能自拔，他曾经看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可是却不能抵达，诗歌成为他向往的工具，也成为他此生的羁绊。海子在这样的人生问题上与里尔克异曲同工，他在抒情的诗行中戛然而止，我甚至无法知道海子是不是去到了神的身边。

艺术的痛苦，痛苦的艺术，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难题。无论如何，在海子美好的诗歌和他的死亡之间，我们很难找到其中的因果联系。我只能说，艺术的想象力可能是一种撒旦式的试探。如何在审美和敬畏之间寻找到人生的制衡，一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难题。现实情况是，人类不愿被真理约束。在已经过去的日子，我们的音乐与诗歌越美丽，人却越愁苦。我们沿着艺术的路径，把人的骄傲演绎到了极致。事实上，艺术可能仅仅是上帝的一个叹息，可是我们却以审美代替神，以当下的快感代替至高无上的仰望，由此我们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宽容，失去了爱，最后失去了生活，失去了生命。

这真是一种人生的无奈，是一种以艺术为名的自我虐待。“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这是《圣经·诗篇》中的一句。现在我觉得这就是海子短促的生命状态。里尔克也是如此啊，他的哀歌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产生。作为一个人，里尔克一直行走在通向神的路上，他的姿态是向往的，却不是此在的。如此看，我们都是哀歌的制造者。哀歌是无神论者的救赎，是挣扎在审美与信仰之间的救赎。伟大的哀歌流露了对无限之物的景仰，却也流露出对人世的厌倦。哀歌的极致，就是赞美诗的开始。《旧约·诗篇》显然是里尔克的终极目标。他的伟大的诗作其实都是对“诗篇”的模仿，或者说是走在通向诗篇的路上。

海子也是。海子卧轨自杀时，包里放的几本书书，其中就有《圣经》。他对诗篇的膜拜是无与伦比的。海子的诗歌都是一些向往性的哀歌，是海子的内心神性与人性纠缠的忧伤。他的生命一直处在如此悲伤的宿命之中。旧的海子已经成灰，但新的海子还在路上。听听他的歌唱，哪一段旋律里没有此在的忧伤？哪一个词语不在歌声之后，又独自发出无助的叹息？这就是海子的命运，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没有神的牵引，这样的悲伤将继往开来，直到永远。

海子自杀之前留下来的遗书几乎让我们惊悚。

“今晚，我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是常远和孙舸这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4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还是有关朋友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感到的．他们想使我精神分裂，或自杀。今天晚上，他们对我幻听的折磨达到顶点。我的任何突然死亡或精神分裂或自杀，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一定要追究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

这是海子在1989年3月24日写下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最后的海子可能深陷在某种巫术之中，他为此不能自拔，充满了仇恨，恨他的两个同事，认为是他们把他带入了分裂的陷阱。

到25日凌晨5点，海子继续写到：

“另外，我还提请人们注意，今天晚上他们对我的幻听折磨表明，他们对我的言语威胁表明，和我有关的其他人员的精神分裂或任何死亡都肯定与他们有关。我的幻听到心声中大部分阴暗内容都是他们灌输的。现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

25日上午，海子写了一封家书：

“爸爸、妈妈、弟弟：如若我精神分裂，或自杀，或突然死亡，一定要找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常远报仇，但首先必须学好气功。”

如此混沌的语言让我们无法解读。写完这些句子，海子就一个人去了山海关，再也没有回来。有时候我想，心思浩渺的海子如果在某一天领到了神的福音，在水里重生，会不会让自己的终极关怀变得更加清晰一些呢？我又想起了里尔克，是的，他同样一生悲苦，彷徨，但他不仅仅只有诗歌，他还有爱情，有家庭，有孩子，他有疾而终，并非自杀而死，他的一生与耶和华同在，我们有理由相信里尔克去到了神的身边。可是海子不一样，他短促的一生仓惶四顾，左右本突，他不知道他的神在哪里。他阅读了好多次《圣经》，甚至对赞美诗热爱有加，可是却没有低头敬拜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的惟一的真神，他一会儿在道观里浅挖深刨，一会儿又去到西藏高原拜佛寻祖。

一直到最后，海子都不知道神曾经说过：“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